“然而,我方提请对方辩友及各位评委注意一个残酷的现实:科学的普及、实力的积累,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它需要时间,需要稳定的环境,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。
而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,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!
敌人的刺刀已抵近咽喉,社会的信心在溃散的边缘,人心的离散与迷茫,其危险性丝毫不亚于武器的落后。
当此之时,我们最急迫需要的,也许不是立刻造出多少飞机大炮(当然这很重要),而是首先要用一种力量,将四万万人即将涣散的人心,重新凝聚起来;要用一种信念,让这个民族在绝境中,依然能挺直脊梁,不跪地求饶!
这种力量,这种信念,从何而来?”
他引用了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顾炎武等历代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,凭一口忠义之气慨然赴死的事迹,指出正是深植于传统文化道德中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、“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”等精神,在关键时刻爆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与抵抗力。
“‘礼义廉耻,国之四维;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’
管子此言,今日听来,尤为惊心。
这‘四维’不张,非指器物不精,乃指人心糜烂,气节丧尽。
当人人都只计较个人得失,只顾眼前实利,毫无家国情怀与道德操守,则人再多,也不过是一盘散沙;科技再发达,也可能沦为卖国求荣的工具!
‘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’
近代以来,我们哀叹器物不如人,制度不如人,是否也应反思,我们在急功近利地追求‘器物’‘制度’之时,是否过于忽略了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最深层的精神纽带——那些历经千年淬炼、已融入我们血脉的道德价值?”
马文冲的立论,成功地转换了战场,将辩论焦点从“长远根本”拉到了“当下存亡的心理防线与凝聚力”上。
接下来的环节,更加白热化。
周世铭在攻辩中犀利地指出,对方所推崇的“传统道德”,在历史上也曾成为顽固派抵制变革、维护特权的工具(如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中的守旧势力),其内容本身也需批判扬弃,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。林怀安在驳论中承认传统道德有糟粕,但强调在危亡时刻,应首先激活和弘扬其精华部分,如爱国、气节、坚韧、责任感等具有普遍和永恒价值的成分,以此作为共渡时艰的精神基石。
“‘取其精华,去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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