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时衍握着那枚硬盘，从七号车间走出来。
正午的阳光在他肩上切出一道锋利的明暗交界线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标签上那串日期——20241109——荧光墨水在日光下泛着极淡的蓝，像七年前那个暴雨天，咖啡店窗外裂开云层的缝隙。
七年。
他把硬盘搁在副驾驶座的仪表台上，让它贴着挡风玻璃，正对前方。
苏砚发动车子。
她没有问“现在去哪”，也没有问“那枚硬盘里是什么”。她只是将车驶出工业园锈迹斑斑的铁门，并入主路，向城西方向开。
后视镜里，七号车间越来越远。
灰绿色的铁门在日光下显出色差——那是七年前薛紫英最后一次推开它时，手指在门框上留下的那枚旧痕。
陆时衍把车窗按下三寸。
初冬的风灌进来，带着城郊枯草焚烧后的焦涩气味。
他的手机在仪表台边震动了一下。
是董婉贞的短信。
只有一个字：
“好。”
他把手机屏幕按灭。
没有回复。
苏砚没有问“谁发的”。
她只是在前方路口打了左转向灯，驶入通往城西墓园的那条支路。
墓园在城西的缓坡上。
不是那种昂贵的私人陵园，是八十年代城市规划时统一划拨的公众墓区。墓碑一排一排挤着，像当年国营厂宿舍筒子楼里挨家挨户的煤炉，隔着一堵薄墙都能闻见邻居炖肉的香味。
薛紫英的父母葬在西区第七排。
陆时衍来过这里一次。
七年前的冬至。
那天他来的时候，墓前已经放了一束白菊。
没有卡片。
他只是站在那两座墓碑前，站了十分钟。
然后他转身，再也没有来过。
今天是他第二次来。
车停在山脚。陆时衍沿着石阶一级一级往上走。苏砚没有跟着，她只是靠在车门边，把副驾驶那侧的车窗留了一道缝——让那枚硬盘也能晒到午后的太阳。
第七排。
他找到了。
两座墓碑并排立着，花岗岩的碑面被七年的风雨洗出细密的苔纹。薛父的名字在左，薛母在右，生卒年月之间隔着十三年的空格——那是薛紫英母亲独自活过的日子。
碑前放着一束白菊。
不是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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