藏书馆内的思想激荡与格物院中的器械轰鸣，如同郇阳文明进程的两极，一者向内探求精神秩序，一者向外拓展物质边界。而秦楚深知，要将这两者有效融合，并落实到郇阳日益庞大的肌体之中，必须有一套清晰、稳定且被广泛认可的规则体系。
这一日，他召见了法曹掾韩悝、墨家矩子玄月，以及几位在律法、算学方面表现出色的学宫弟子，其中包括新近投效、精通魏国《法经》的士子卫鞅（非历史商鞅，同名士人）。
“魏申赠书，意在示其文教之盛。然，文教之基，在于制度，制度之形，在于律法。”秦楚开门见山，指着案几上堆积的竹简和郇阳纸，“我郇阳新立，旧法多沿袭赵国，或为战时临时律令，已不能适应当下。今日召集诸位，便是要着手厘定我郇阳自己的法典。”
众人精神一振，深知此事关乎郇阳长远根基。
韩悝首先发言：“主上，以往律法，多由贵族议定，秘而不宣，便于其上下其手。我郇阳欲立新法，首要之务，当是‘明法’，将律令条文公之于众，使官民皆知可为与不可为。”
“韩法曹所言极是。”卫鞅接口道，他年轻而目光锐利，“法者，国之权衡也。须做到‘刑无等级’，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，有不从王令、犯国禁、乱上制者，罪死不赦。如此，法令方能具有威信。”
玄月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：“法之订立，当有其‘义’。墨家以为，立法之目的，在于‘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’。律条若不能利民，反成盘剥之具，则不如无法。故立法之前，当明其宗旨，是否有利于郇阳大多数民众之生存与发展。”
一位学宫弟子补充道：“律法条文需精确，避免歧义。可引入算学与格物之精神，概念明确，逻辑严密，减少模糊地带，以防官吏曲解。”
秦楚认真听取各方意见，总结道：“诸位所言，皆切中要害。我郇阳新法，当时遵循几条原则：一曰‘公开明示’，所有律令需以郇阳纸大量抄录，张贴于各亭、里市集，并由官吏宣讲，务求家喻户晓。二曰‘刑上大夫’，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，绝无法外特权。三曰‘便于民生’，立法需考虑是否有利于鼓励耕战、促进工贸、保护弱势。四曰‘条文精准’，概念清晰，罚则明确。”
他看向韩悝和卫鞅：“以你二人为主，吸纳学宫中有志于此的弟子，组建‘法典编订馆’，依据上述原则，参考各国律法之长，结合我郇阳实际情况，起草《郇阳律》。先从最基本的《田律》、《厩苑律》、《仓律》、《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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