项事务安排妥当,属官们领命各自忙碌而去。殿内只剩下李瑾、许敬宗、刘仁轨三人。
许敬宗笑道:“梁国公统筹得当,诸事井井有条。看来不需多久,我枢密院便能将这神策军的架子搭起来了。”
刘仁轨则道:“章程虽好,执行尤难。募兵布告一出,天下健儿汇聚,甄别、安置、初训,千头万绪。昆明池营房修葺,钱物料工,亦需紧盯,以防宵小从中渔利。此乃开端,万不能有失。”
李瑾拱手道:“二位相公所言极是。章程不过纸面,落到实处方见真章。瑾年轻识浅,经验不足,日后还需二位相公多多提点,遇有难处,亦需借重二位相公威望,协调各方。我等同心戮力,方能不负陛下重托。”
他态度谦逊,将许敬宗和刘仁轨摆在“前辈”和“依靠”的位置,两人心中受用,连连表示自当尽力。许敬宗是后党中坚,自然支持;刘仁轨是务实能臣,见李瑾并非夸夸其谈之辈,做事扎实,也渐渐收起了最初的些许审视,转为合作。
这便是李瑾在枢密院内经营的“小平衡”:尊重两位副使,尤其是德高望重的刘仁轨;充分放权给具体办事的属官,激发他们的能动性;自己则把握大方向,协调关键资源,并将所有重要进展和决策,事无巨细地通过每日简报或适时召对,向皇帝李治汇报。他让皇帝感觉到,枢密院在高效运转,但一切都在皇帝的掌控和视线之内。
数日后,神策军募兵布告以六百里加急发往各道,同时也在长安东西两市及各城门张榜公布。布告内容详实,条件优厚:年龄十八至三十,身高体健,无残疾恶疾,略通拳脚弓马者皆可应募。一经入选,即为“神策军士”,享月粮两石,钱八百文,四季有衣,立功厚赏,阵亡优恤。比起府兵需自备资装、服役无常、赏罚不均,吸引力不言而喻。
消息传出,关内震动。有嗤之以鼻的旧军子弟,认为“募兵乃乌合之众,焉能与我世代将门相比”?但更多是生活无着的破产农户、逃离军府的疲敝士卒、心怀壮志的市井少年、甚至一些渴望靠军功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,纷纷涌向各州府指定的报名点。长安附近的报名处更是人满为患,需要金吾卫维持秩序。
与此同时,李瑾主持拟定的《武学训典》(基础训练大纲)和《阵图新略》(结合火炮、火枪等新式武器的战术操典)初稿,也送到了李治的案头。李治翻阅着那些图文并茂、细致入微的训练方法和战术想定,尤其是其中强调的“忠君爱国、令行禁止”的思想·操练,以及针对火炮、强弩、骑兵、步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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