邻里之间,也多了几分隔阂与猜忌。往日熟悉的笑容,如今看起来都可能别有深意。谁家夜里来了生客,谁家突然有官差模样的人出入,都会引来无数窥探和窃窃私语。因为告密,已经被女帝和酷吏们,制度性地鼓励了。
推事院(武则天特设,由来俊臣、周兴等人主持,专司审理“逆党”案)的大门,日夜敞开。不仅接受官方的检举,更鼓励民间“诣阙告密”。规定:凡有告密者,臣下不得过问,皆给驿马,供五品食,使其诣阙。即便是农夫樵人,皆得召见。所言若合旨,则不次授官;不合,亦不追究。于是,“告密之风”大盛。
有奴仆告发主人“诽谤朝廷”,有佃户告发东家“隐匿田亩、抗拒新政”,有商人告发竞争对手“勾结逆党”,甚至有无赖子弟,仅仅因为与人有私怨,便捏造罪名,前往推事院投匦告密。一时间,父子相疑,兄弟相戒,朋友相诬,夫妻相忌。人性的卑劣与生存的恐惧交织,将神都乃至许多州府,变成了巨大的猜疑场。
地方州县,同样被这股白色恐怖的浪潮席卷。
女帝的清洗令和鼓励告密的政策,被各级官员,尤其是那些急于表功或自保的酷吏型官员,加倍地执行,甚至变本加厉。索元礼在河南道,罗织罪名,广牵连,往往一案可牵连数百家,地方豪强、富商、乃至只是对清丈田亩稍有微词的小地主,动辄被扣上“逆党余孽”、“沮坏新政”的帽子,家产抄没,男丁或斩或流,女眷没入官籍。地方官吏为求自保或讨好上司,也纷纷效仿,捕风捉影,深文周纳,以求多抓“逆党”,多立“新功”。
河北道某州,刺史因与已被处决的某“逆党”官员有同年之谊,在对方母亲去世时曾派人吊唁,便被巡按御史以“交通逆党、心怀怨望”之名弹劾下狱,严刑拷打之下,攀扯出州中佐贰官、士绅数十人,一时间州城大狱人满为患,人人自危。
江南西道,一名县尉因催缴赋税不力,被上官斥责,情急之下,竟诬告本县一名颇有名望、但曾对新政中某些条款提出温和异议的乡绅“私藏甲胄、图谋不轨”。酷吏闻讯而至,不由分说,将那乡绅全家下狱,严刑逼供,最终酿成冤案,乡绅庾死狱中,家产充公,当地士林为之胆寒,再无人敢公开议论时政。
恐惧如同瘟疫,从洛阳这个心脏,顺着帝国的血管——官道、驿站、公文、流言——迅速蔓延到四肢百骸。地方官员的奏报,开始充斥着对“逆党余孽”的严厉清查和对新政的狂热拥护,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深深的不安和急于撇清关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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