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他打不过。三十几个人,二十八条枪,怎么跟日本人打?打,是送死。不打,是等死。
横竖都是死。
“四叔。”
泽喜回头,是长安。他从县城回来了,背着个布袋子。
“长安?你怎么回来了?”
“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,打死人了,就回来了。”长安把布袋子放下,“四叔,这是我挣的钱,买了点粮食,您分给乡亲们。”
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,鼓鼓囊囊的,装的应该是苞米,或者红薯。
“长安,”他说,“你在保安团,干得怎么样?”
“还行。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,管二十个人。”长安说,“就是……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。”
“什么坏事?”
“去老百姓家里收税,抓壮丁,还……还打人。”长安低下头,“我不干,刘团长就骂我,说我不识抬举。可我……我下不去手。那些老百姓,跟咱们一样,都是种地的,都是老实人。”
泽喜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这个侄子,憨,可心善。心善的人,在乱世里,是活不长的。
“长安,”他说,“你回来吧,别在保安团干了。”
“可家里……”
“家里有我。”泽喜说,“我王泽喜,就是去偷,去抢,也要让家里人,让乡亲们,吃上饭。”
“四叔……”
“回来。”泽喜很坚决,“明天就去辞了。”
“是。”
第二天,长安去保安团辞工。
刘德贵听说他要走,笑了:“王长安,你当我这儿是客栈?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?”
“刘团长,我家里有事……”
“什么事?说来听听。”
“我……我爹病了,要人照顾。”
“你爹病了?”刘德贵笑得更冷了,“我怎么听说,你爹死了好几年了?”
长安语塞。他憨,不会说谎。
“行了,”刘德贵摆摆手,“你要走,可以。但得把这两个月的工钱,退回来。一天一块大洋,两个月六十块。拿来,就让你走。”
“刘团长,我……我没钱。”
“没钱?”刘德贵脸色一沉,“那就别想走!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!再敢提走,军法处置!”
长安被关进了禁闭室。那是个小黑屋,没窗户,没光,只有老鼠。他在里面关了三天,没吃没喝。
第四天,泽喜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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