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在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实验中死去的同胞,他或许名叫‘福根’,二十三岁,家在平房附近,1941年被抓走,再无音讯。”
会议室里一片寂静,只有投影仪发出的轻微嗡鸣。
“家长们担心‘细节’和‘残酷’。可我认为,没有细节的‘残酷’,是抽象的、模糊的,甚至是可以被淡忘的。‘死了很多人’,‘遭受了苦难’,这样的表述,时间久了,就会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。而‘编号477’,‘二十三岁的福根’,‘被当作‘圆木’进行冻伤实验直至肢体坏死截肢……’这些具体的细节,才能让‘残酷’拥有重量,才能让‘苦难’变成后来者心头一块无法移除的压舱石。”
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:“我们让孩子了解这些,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噩梦,不是为了灌输仇恨。恰恰相反,是为了让他们明白,和平、尊严、国家强大,不是凭空而来的,不是教科书上轻飘飘的结论。它们的基础,是无数个‘福根’被剥夺的生命,是华夏文明几乎被折断脊梁的惨痛代价。唯有理解了这份代价的沉重,他们才会真正珍惜当下,才会从心底生发出‘绝不让历史重演’的钢铁意志。这份意志,才是民族团结最坚韧的纽带——不是建立在模糊的‘向前看’口号上,而是建立在共同认清‘我们曾因何跌倒、将凭何站立’的清醒共识之上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更加坚定:“至于‘翻旧账’……账,一直都在那里。不是我们翻出来的,是侵略者、掠夺者、那些试图亡我文明者留下的血债。这本账,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看、不敢算、不敢让孩子们知道,那么,谁还会替我们去算?谁还会记得‘福根’们?遗忘,才是对历史最大的背叛,也是对未来最大的不负责任。”
陈思源坐回座位。会议室里依然安静,但空气似乎有些不同了。那位部级领导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,沉吟着。
这时,赵海川举手示意发言。他穿着便服,但身姿笔挺,语气带着特有的冷静和力量:“我从安全角度补充一点。我们监控发现,近期针对新版教材试点和‘血脉记忆’工程的舆论攻击,有明显的推手特征。煽动‘伤害minzu感情’、‘不利团结’等话术,与某些境外的长期用以分化、软化我们历史认知的策略高度吻合。他们害怕的,正是我们的人民,尤其是年轻一代,建立起基于真实历史的、牢固的文明认同和国家认同。敌人反对的,往往正是我们做对的。在历史教育问题上,我们绝不能因为外部噪音和内部某些过度的‘保护’心态而自缚手脚。”
领导缓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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