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思成,这边第十七窟的测绘还差东壁下部!” 一个助手气喘吁吁地跑来喊道。
“知道了!让徽因先拍完第五窟这组飞天,我们马上过去!” 梁思成头也不回地答道,笔尖在硫酸纸上飞快移动。他知道,这些历经一千五百多年风雨的北魏艺术瑰宝,在现代化战争的炮火面前无比脆弱。一次轰炸,就可能让千年艺术结晶化为齑粉。他们现在做的每一笔记录、每一张照片,都可能是这些国宝留给世界的最后“容貌”。
工作间隙,林徽因靠在阴凉的石壁下,匆匆啃着干粮,翻看已经完成的记录册。册子里不仅有精确的尺寸数据、结构图样,还有他们对雕塑风格、开凿年代、艺术源流(融合了犍陀罗艺术与中原传统)的初步研究笔记。“这些造像,这种气度,只有在民族精神高昂、文化自信强大的时代才能诞生。”她轻声对身边的年轻助手说,“我们现在记录它们,不仅仅是为了留下建筑资料,更是要留住这种精神。万一……万一有什么不测,后人至少还能通过这些图纸和照片,知道我们祖先曾经创造出何等伟大的东西,知道我们这个民族,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审美与创造力。”
年轻助手重重点头,眼眶有些发红。他明白,先生们从事的,是一项悲壮而伟大的事业——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下,为文明留存火种。
入夜,在简陋的工棚里,借着马灯的微光,梁思成整理着白天拍摄的底片。林徽因则伏案疾书,补充着考察日记:“……第十九窟主佛面容慈悲庄严,衣纹流畅如出水,然其右臂已有早年地震裂痕,亟需加固,而今战乱将至,安得善工?思之怅然。吾辈今日所为,虽如螳臂当车,然文化之脉,存亡继绝,匹夫有责。只愿他日山河重光,后人能据此鳞爪,复原旧观,则吾辈心血不虚。”
他们的工作远不止云冈。在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最后几年,以中国营造学社为核心,一批中国学者和建筑师,冒着生命危险,奔走于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等地,对蓟县独乐寺、正定隆兴寺、五台山佛光寺、应县木塔等无数重要的古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的调查、测绘和记录。他们常常在地方乡绅的帮助下,躲过土匪和散兵游勇,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,用最专业的素养和最炽热的爱国心,为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遗产建立了一份尽可能完整的“病危档案”。
梁思成后来在《中国建筑史》序言中写道:“……抗战军兴,经费涸竭,同人散处四方,然此项工作未尝一日或辍。盖吾人深知,此不仅为学术之研究,实亦为民族文化遗产之抢救。一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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