瓷器,龙泉窑青釉弦纹瓶,南宋(12-13世纪)。来源:购自北京古董商卢芹斋(C.T. Loo),据称原为清宫收藏。状态:完好。备注:釉色典型,具重要研究价值,补充我馆宋代陶瓷收藏序列。”
登记完毕,他示意助手将花瓶送往库房。接着,他又打开另一个较小的箱子,里面是几卷书画。他展开其中一幅,是一幅明代浙派画家的山水立轴,笔力雄健,但保存状况不佳,有多处破损和霉点。“这个需要尽快送修复室,”他对助手说,“东方绘画的修复和我们欧洲油画不同,需要专门的技艺。好在我们现在有从中国请来的工匠……虽然他们未必理解这些画作的真正艺术价值,但手艺还行。”
他的话语中,不经意间流露出那种当时普遍存在于西方东方学家中的心态:他们是这些东方艺术“真正”的鉴赏者和拯救者,而原产地的工匠或学者,往往被视为技术执行者或提供原始材料的“当地人”。
这时,博物馆的另一位资深研究员,埃马纽埃尔-爱德华·沙畹(Édouard Chavannes,法国著名汉学家)走了过来。沙畹年纪较长,学术声誉更高,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更加复杂和带有一定敬意。
“佩利奥,新到的货色?” 沙畹看着桌上的书画。
“是的,教授。一批不错的东西,虽然品相参差不齐。”
沙畹拿起那幅山水画看了看,又看了看登记册,微微皱眉:“卢芹斋……这个人,生意做得很大。很多东西来路未必那么清晰。我们要尽可能记录来源,为了学术,也为了……嗯,后世可能的考据。” 他话没有说完,但佩利奥明白他的意思。沙畹对当时中国文物流失的速度和方式,内心并非毫无矛盾。
“我明白,教授。”佩利奥应道,“但您也知道,现在中国很混乱,皇宫里、贵族家里、寺庙里……好东西不断流出来。如果我们不收,别人也会收,比如美国人、日本人,或者更糟的,落入那些只为了转手牟利的商人手里,那才是真正的损失。至少在这里,它们能得到保护和研究。”
这是当时许多西方博物馆和收藏家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典型逻辑:混乱的中国无法保护自己的遗产,西方“文明”的机构是在进行“抢救”。这种逻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,正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加剧了中国的混乱与贫困,从而为文物外流创造了条件;也忽略了他们获取这些文物时,往往利用了这种混乱和信息的极度不对称。
沙畹沉默了片刻,没有直接反驳,只是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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