波斯湾的凌晨四点。
陈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他没有开灯,直接从床上坐起来——这是三年流亡生涯养成的本能。
“进来。”
门开了,王伯举着油灯走进来。老人的脸上没有任何睡意,只有一种沉痛的凝重。
“少爷,‘光复号’急电。”他把一张译好的电报纸放在床头柜上,“爪哇出事了。”
陈峰拿起电文,就着油灯的光看。他的阅读速度很快,但看到“四十七人”那个数字时,手指还是停顿了一下。
然后他继续往下看,看到李特的请示,看到那句“见死不救,恐寒三十万侨胞之心;然擅自行动,或乱全局之谋”。
“好一个李特。”陈峰低声说,“两难之间,把最难的决定推给我了。”
王伯站在一旁,没有接话。他知道,这种时候不需要他说话。
陈峰掀开被子下床,走到窗边。窗外,迪拜港的灯火还在亮着——那是船坞的夜班工人在赶工,是发电厂的三班倒,是这个新生国家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的心跳。
“王伯,”他背对着老人问,“如果是你,你会怎么选?”
王伯沉默了几秒,缓缓开口:“老朽不懂那些大战略。但老朽记得,三年前我们离开坤甸的时候,码头上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问:‘王伯,你们还会回来吗?’我说会。她又问:‘那……那要多久?’”
他顿了顿,声音有些发涩:
“我说不出话。因为我不知道。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,只有三十万张吃饭的嘴,和一片光秃秃的沙漠。”
陈峰转过身,看着老人。
“后来呢?”他问。
“后来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,塞给我。”王伯说,“里面是她攒了一辈子的三枚银元。她说:‘王伯,这钱你拿着。给少爷买口好吃的。你们要活着,要造大船,要回来……要让我们这些人,死之前能看到黄龙旗再飘起来。’”
房间里安静下来,只有油灯灯芯燃烧的噼啪声。
陈峰走到书桌前,坐下。他摊开一张新的电报纸,提笔蘸墨。
“王伯,”他一边写一边说,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造这些船吗?”
“为了回家。”
“对,为了回家。”陈峰笔下不停,“但回家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。家是什么?是你在外面受了欺负,有个地方可以回去告状。是你的兄弟姐妹被人打了,有一群人能站出来帮你讨公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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