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雾像裹尸布般缠绕着索姆河畔的土丘。
清晨五点,天色仍是铅灰,战壕前沿的铁丝网上挂着霜。金顺植趴在泥泞里,手指冻得发紫,却死死攥着那支三八式步枪。枪托上的菊纹章在昏暗天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色泽——那是樱花国的标志,此刻却握在一个曹县人手中。
“起来!全部起来!”
生硬的日语在战壕里炸开。佐藤中尉——一个三十岁上下、嘴唇上留着仁丹胡的樱花国军官——正用皮靴踹着蜷缩在角落里的士兵。他是这批“劳务人员”的督战队指挥官之一。
“半小时后进攻!检查武器!不想死就往前冲!”
金顺植麻木地爬起来,拍掉军装上的泥。这套灰色的“工作服”粗糙得像麻袋,袖口已经磨破。他身边挤着上百个同样面孔的年轻人,大多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,眼神空洞,嘴唇干裂。没人说话,只有粗重的呼吸在寒冷空气中凝成白雾。
他们已经在这条预备战壕里趴了两天两夜。从马赛港下船,坐火车北上,再被卡车像运牲口一样拉到这片法国北部的平原。英国军官用英语下达命令,樱花国军官用日语转译——或者说,咒骂着转译。训练?只有三天。教了如何拉开枪栓,如何趴下,如何跟着前面的人跑。
“记住,”佐藤中尉曾站在队列前,用所有曹县人都能听懂的蔑视语气说,“你们能来这里,是皇军的恩赐。在战场上活下来的,家里能拿到钱。死了的……至少你们家人能拿到抚恤金。”
恩赐。金顺植咀嚼着这个词,胃里翻涌起酸水。他想起了仁川港的绳索,想起了货舱里窒息的恶臭,想起了母亲在他被拖走时撕心裂肺的哭喊。弟弟顺泰才十五岁,现在家里只剩下女人了。
“金,你在发什么呆?”
同乡的朴永浩碰了碰他的胳膊。永浩比他大两岁,脸上有道新鲜的鞭痕——昨天训练时动作慢了半拍,被佐藤用刀鞘抽的。
“没。”金顺植摇头,从怀里摸出那个护身符。破布上绣的平安符已经污损,母亲的针脚在昏暗光线下依稀可辨。他把它贴在额头,低声用朝鲜语说:“妈妈,我会活着回去。”
“做梦吧。”旁边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冷笑。他叫李成灿,读过几天书,说话总带着刺。“我们就是炮灰。英国人花两百英镑买我们的命,樱花国人抽走一半,剩下的一半里还要扣掉运输费、伙食费、装备费……真正到我们家人手里的,够买几袋米?”
没人接话。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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