旁观、空谈误国,还是该挺身而出、为国效力?”
这番话朴实无华,却掷地有声。
许多监生陷入沉思。
与此同时,翰林院印发的《漕粮黑洞》小报开始流传。
上面没有煽情的文字,只有冷冰冰的数据和账目对比。
但正是这种“实据”,反而更有说服力。
“天启六年,漕粮应运四百万石,实收三百五十万石,‘损耗’五十万石。
按市价,值银四十万两...”
“临清钞关,过往漕船每船抽‘常例’二十两,年过船八千艘,计十六万两,入账仅三万两...”
“漕兵员额二万,实有一万三千,空饷七千,年吞银八万四千两...”
账目清晰,触目惊心。
舆论开始转向。
原来吴阿衡并不“清廉”,他经手的漕粮,每年“损耗”惊人。
原来漕运衙门,从上到下都在贪墨。
原来朝廷每年损失这么多银子...
“这么说,魏公公查漕运,是对的?”
“可是手段太酷烈了...”
“酷烈?对这些蛀虫,就该狠。”
街谈巷议,悄然变化。
三月二十二,诏狱。
李标已经被关押五天。
这五天里,他经历了三次审讯,但锦衣卫问得很“客气”,只是让他交代与吴阿衡的往来,没有用刑。
越是如此,李标越是恐惧。
他知道,这是猫捉老鼠的游戏。
对方在等,等他自己崩溃,或者...等外面的人有所动作。
今天,审讯他的换成了魏忠贤本人。
“李御史,”魏忠贤坐在桌后,慢条斯理地喝着茶,“这几天,想清楚了吗?”
李标跪在地上,脸色憔悴:“魏公公,下官...下官确实收了吴阿衡一万两,但那是他说是盐商孝敬,下官不知是漕粮款啊!”
“是吗?”魏忠贤放下茶盏,“那这一万两,你花在哪儿了?”
“...买了处宅子,在西城。”
“宅子多大?多少钱?”
“三进,八千两。”
“剩下的两千两呢?”
“...日常开销。”
魏忠贤笑了:“李御史,你是正三品左副都御史,年俸四百两。就算你不吃不喝,要攒够八千两,需要二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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