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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起初没太在意,但过了两天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儿,便找值班大夫说了一下情况。
大夫跷起二郎腿,侧着脸盯了我半天,缓缓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:“嗓子疼就还是有炎症呗,药不能停!回去继续观察吧……”
到了开学前夕,大巴的状况越来越糟,每次开口都要运一阵子气,还要仔细辨别才能听出他说些什么。我回家跟妈妈说起这个情况,她也吃惊不小,边责备我边拨通大巴妈妈厂里电话。
妈妈拉上我,和大巴父母前后脚到了医院,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脸色那么难看。大巴爸爸托厂里领导联系了医院的副院长,当副院长在假期出现在医院时,整座医院的节奏都变得紧凑起来,小护士拽着大巴又验血又捅嗓子眼,多个科室的医生当即组织会诊。
跑前跑后折腾了一天,我晚上到家倒头便睡,睡梦中好像听见我爸妈嘀咕着什么“转院了”。
第二天早晨,天色灰蒙蒙的。我没有看到操场上大巴微驼着背努力奔跑的身影,只觉得李老师好像比国庆节前更加暴躁了。他弯着腰站在场边,不时拍手,朝跑道上的队员们吼些不干不净的话。
空落落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晚上放学到家,我看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大巴的情况。
妈妈叹了口气,说道:“小华说话还是不行,转到咱市医院也没看出来啥。你田叔今天上午带他去了省城的大医院,也不知道能咋样,哎!”
那个年代没有手机,BP机也是稀罕玩意儿,整整一周没有大巴的消息,我连吃校门口的炸串都觉得没什么味道。
周一上午,我们正在上班主任孙老师的数学课。教导主任突然破门闯入,对孙老师耳语几句,她便跟教导主任跑了出去,甚至没来得及交代我们先上自习。
不大一会儿,教学楼外面一阵嘈杂。
“有人打架啦!”靠窗的同学兴奋地大喊。
呼啦一下子,班里一时脚步雷动、风声四起,窗台瞬间挤满了人,排在后面的同学还蹦起来向外望。
我抢占了有利地形,外面发生的事看得一清二楚。
操场上,大巴爸爸扯着李老师的脖领子,两人扭打到一起。
大巴的妈妈哭喊着,和教导主任一起竭力分开两人。
孙老师拽着大巴的胳膊站在不远处。大巴双手成拳紧握衣襟,低头一言不发。
刚放寒假几天,我从家里偷出一条红塔山,搞定了几个混迹于附近台球厅的社会闲散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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