¼š不喊,不逃,不死,也不做官。他们把话咽下去,把书教下去。
光和六年,公元183年。
洛阳城南,开阳门外,太学。
太学里立起了一排石碑,共四十六块,两面刻字,刻的是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仪礼》《春秋公羊传》五经,加《论语》。
字是蔡邕写的。蔡邕是当时的书法第一人,工八分,笔法有骨。他带着工匠写了八年,刻了八年。
碑成那天,来抄经的人,把车马塞满了街。
《后汉书》记:其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两,填塞街陌。
一千多辆车,从开阳门一直排到太学门口。
为什么这么多人抄?
因为天下的经书,抄了几百年,错字、脱简、异文,各本不同。太学的博士,各执一说,考试的时候,谁也不知道该按哪一本。士子做官,读错了经,是要吃亏的。
现在,朝廷把标准本刻在石头上,摆在那里,谁都可以抄。
这是汉家做的最后一件像样的文化工程。
有意思的是:刻经这件事,是宦官支持的。领衔的是中常侍李巡,参与的是议郎蔡邕、郎中卢植、谏议大夫马日磾。
也就是说,党锢十六年,杀士人的是宦官,刻经书给士人的,也是宦官。
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荒诞。
荒诞底下,是十六年的日子。
党锢不只是不许做官。它是一张网,罩住一个家族三代人。
被禁锢的人,自己不许入仕;他的儿子、孙子,不许举孝廉;他的女儿,不许嫁入仕宦之家;他的门生故吏,一律除名。郡国每年举孝廉、举茂才,名单送上去,先查一句:这人家有没有党人?
查出来,整张名单作废。
于是那十几年,州郡的察举几乎停了。读书人读完了经,没有出路,只能回乡教书,或者去做吏,或者干脆去经商。
有的人改了姓。山阳刘氏,一族分成三支,两支改姓,一支守着祖坟。有的人把子弟送到江南,隐姓埋名,几代之后,连自己祖上是谁都说不清。
婚姻也断了。汝南袁氏与颍川荀氏,本是世交,那几年不敢通婚,怕一张庚帖牵连两族。后来党锢解了,才重新走动。
而朝里的人,一天比一天少。
太尉、司徒、司空,三公的位置轮着坐,坐上去的人,多是宦官的亲信,或者是肯出钱的。三公不讲经术了,讲的是宫里的门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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