险角度，需要设定更明确的退出机制和转化路径，如果K疗法最终未能获得正式批准上市，这些同情使用患者后续治疗和数据的归属如何安排？另外，我们需要开始严肃讨论，如何将这类突破性疗法的费用，纳入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。这不仅仅是监管问题，更是卫生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。”
“所以，你建议？”
“我建议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组，成员包括卫生、经济、法律、数据保护方面的专家，专门研究突破性疗法在欧洲的可持续准入模式，我们不能总是临时通道，需要长效机制。”
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委员的认同。会议决定，由卡尔牵头筹备这个工作组。
会后，莉莉安·温莎叫住了卡尔。
“卡尔，你好像做出了改变？”莉莉安微笑，“以前你首先考虑的是规则和风险，现在你开始主动推动K疗法的前进。”
卡尔苦笑：“可能是被你们逼的，也是被那些数据背后的面孔逼的。我上周去海德堡大学医院，看望了一位接受同情使用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，一位三十岁的物理学博士生。他告诉我，如果他能多活一年，就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，那篇论文可能对量子计算有点小贡献。那一刻我在想，我们的规则，是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人，还是可能在不经意间扼杀了他们的希望？”
“所以，我们要把规则设计得更聪明。”莉莉安说，“不是为了阻碍，而是为了安全地加速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评价每一个决策应该客观，而不是带有偏见。”
“纠正偏见正是最难的部分，我现在纠正了，不代表其他人能够纠正。”卡尔望回答。
……
南都，三博研究所。
杨平的面前是沈国华最新一批单细胞测序数据的深度分析报告。报告显示，那些潜伏的肿瘤细胞，除了分泌扰乱因子，其基因组的突变速率正在异常升高，并且出现了微卫星不稳定性的特征。
“基因组不稳定性增加。”杨平指着突变频谱图，“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加速试错，寻找新的生存策略，但也意味着，它们可能对某些DNA损伤修复抑制剂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更敏感，这是一个弱点。”
宋子墨眼睛一亮：“我们可以尝试在维持方案中，加入低剂量的PARP抑制剂？或者，在下次载体输注时，联合一种更温和的PD-1抑制剂？”
“理论上有协同作用，但需要极其精细的剂量摸索，防止迭加毒性。”杨平思考着，“沈先生的肝脏和骨髓功能，现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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