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清除系统。
而K因子，通过高强度、高特异性地结合TIM，可能相当于向系统宣告：“这个身份信号是伪造的”或“信号强度异常，启动核查”。如果结合足够强，范围足够关键，就可能突破癌细胞的伪装，触及其底层逻辑中隐藏的“验伪-清除”响应。
这就能解释，为什么针对不同TIM变体的K因子，可能引发不同的下游效应，因为不同癌细胞类型劫持的TIM成员不同，它们与下游清除程序的逻辑链接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。有些链接更直接，如诱导凋亡，有些则需要间接扰动其他通路，如恢复免疫可见度，有些则需要物理性破坏异常蛋白本身，如促进自噬。
这个想法需要验证，而且需要极度精密的验证，它涉及对癌细胞最根本生存逻辑的干预。
第二天，杨平的目光投向样本库几个特别的样本。
那是几种已知具有极高自发消退率极其罕见的肿瘤类型，包括某些神经母细胞瘤、肾母细胞瘤和黑色素瘤。如果他的猜想有道理，这些肿瘤的TIM系统或许存在某种“不稳定性”或与清除程序的“链接敏感性”。
“唐顺，”杨平接通了电话，“筛选所有样本中，TIM表达水平波动性大、或与凋亡相关基因表达存在显著负相关的案例。特别关注那几种有自发消退报道的肿瘤类型。我要它们的单细胞转录组和表面蛋白组联合分析数据，越精细越好。”
“另外，”他补充道，“通知陆小路和宋子墨，暂停所有新样本的泛筛，集中所有高分辨率结构解析资源，给我深度剖析三个主要目标：儿童软组织肉瘤那个高效诱导凋亡的TIM结构，尤其是其跨膜区和胞内短尾的构象；黑色素瘤那个能恢复免疫敏感性的TIM变体，重点分析其与MHC-I类分子或干扰素信号通路成分的潜在临近关系；PAC-FUS1耐药变体上被增强型K因子攻击后发生自噬清除的关键表位。我们要找到TIM结构上，那些真正致命的弱点或开关区域。”
很快，初步结果开始浮现。
在具有自发消退潜力的肿瘤样本中，唐顺的团队确实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模式：它们的TIM表达往往不那么稳定，在同一肿瘤的不同区域甚至不同细胞间存在异质性，且某些TIM亚型与一整套被称为“细胞命运检查点”的基因，包括一些促凋亡因子的预备元件，在表达上存在微妙的此消彼长关系。单细胞数据揭示，那些TIM表达最低或呈现非典型构象的癌细胞，往往也显示出更高的应激状态和更倾向于分化或静默的转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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