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闲话的对象。
她可以充耳不闻，可以横眉冷对，但经济上的压力总归是要面对的。
这个热爱绘画和电影的女孩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好——
那些颜料和器材都是很贵的。
现在变成了孩子的尿布、奶粉、衣服。
但这个小路宽，有一样好处。
每当她在绘画、绘制分镜头和勘景图，甚至在帮忙剪胶片的时候，儿子从来不哭。
他会很好奇地睁大眼睛去观察色彩、线条、动静。
再大一些，他会在厂里到处调皮、玩耍，好奇地去各个电影制作部门逗留、耍宝，看叔叔阿姨们的工作。
即便生活很艰难，但如果就这么走下去，单亲画家妈妈和小路宽的故事也会很美好。
但时代风云礼的一粒沙，落在普通人身上，就是一座大山。
1986年，朱大珂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《谢进电影模式的缺陷》一文，对后者进行了艺术和正智的双重批判。
同时，国内文艺界也掀起了一场“大讨论”。
很多文艺工作者选择了明哲保身，划清界限。
但曾文秀这个轴地不行的女孩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。
1982年执意要收养这个孩子；
1987年，她又因为因坚持在《雨花台》布景中使用印象派风格，被调岗至洗印车间，原美术指导的职务和编制能否保住也存疑。
说到底，她像自己被下放干校，郁郁而亡的养父一样，从来都只是个单纯的艺术家。
他们都是前男友沈星眼中的傻子。
1988年，路宽7岁了，也开始记事了。
但母亲和姥爷的污点让他无法在厂里的子弟小学念书。
曾文秀也没有经济能力送他去金陵更好的学校，就在出租屋附近的锁金新村第一小学念了一年级。
这一年的曾文秀29岁，但文艺少女的活泼恬静尽去，只剩下灰心。
于艺术一途，她仍有激情，但已无余力。
唯一能支撑她走下去的，就是把儿子路宽抚养长大。
于是这对母子开始了艰难困苦的生活，窘迫而无奈。
曾文秀在厂里收到排挤，基本闲置。
从美术指导的岗位待岗后，她被发配到了剪辑车间做胶片整理员，月工资78元。
每天七点半，她裹着灰蓝棉袄，骑永久牌二八自行车送儿子小路宽去锁金村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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