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建委的大会议室里，气氛压抑。
王主任站在投影幕布前，神色平静。
他刚刚结束了《关于在城市更新中引入“非共振空间”设计的可行性建议》的报告。
报告的附件，是一份他带着几十位居民志愿者共同编撰的《市民语言健康指南》草案。
“王主任，”一位主管规划的官员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带着一丝不耐，“你的理念很……新颖。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你的‘个人观察’和一些‘坊间传闻’上。我们做决策，需要的是权威的、可量化的数据支持。你明白吗？数据。”
王主任点了点头，没有反驳。
他只是平静地从口袋里取出一个手机，连接到投影仪上，播放了一段视频。
视频拍摄于一个公园的凉亭，一群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的孩子，正围在一起激烈地辩论。
“‘大家都做同一个梦’不能当证据，”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说，“心理学上有个词叫‘集体癔症’，信息传播会造成暗示污染。我们应该先隔离所有参与者，再分别记录他们的梦境细节，寻找初始信息源，而不是直接采信梦境内容本身！”
“可是检测报告也可能出错啊！”另一个女孩反驳，“如果检测仪器的校准标准本身就是被‘残响’扭曲过的呢？我们应该设计双盲交叉验证！用A仪器去检测B仪器，再用C中心的标准去复核A和B！”
他们的争论逻辑严密，甚至会引用一些王主任在“认知韧性训练营”里提过的概念，但又发展出了更严谨的思辨。
王主任关掉视频，环视着会议室里一张张错愕的脸。
“这就是数据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落在每个人心底，“他们不再盲信我，甚至也不盲信你们的报告。他们只相信那个可以被彼此反复验证、纠错的过程。这，就是我们城市最宝贵的‘认知免疫数据’。”
会议最终以“有待进一步研究”为由，搁置了提案。
王主任走出政府大楼时，脸上没有丝毫沮丧。
他看到，大楼门口的广场上，已经有数十名市民自发地聚集在那里，他们人手一份手抄版的《市民语言健康指南》，正在向过往的路人轻声宣讲着什么。
他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走过去，从一个年轻人手中接过一叠传单，加入了队伍，向第一个向他投来好奇目光的行人，递出了那份还带着油墨香气的“草案”。
几天后，林工在中心泵站巡查时，无意中发现，在一面常年潮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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