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。” 韩丽梅说完,甚至没有多坐一会儿的意思,看了看腕上那块他叫不出名字、但一看就价值不菲的手表,便起身告辞。走到门口,她停顿了一下,没有回头,声音依旧是平稳的,却比平时低了半分,似乎只是随口一提,又似乎蕴含了更多:“过去的事,说了,就让它过去吧。往后,您保重好自己,比什么都强。”
然后,她就走了。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,在空旷的楼道里响起,清脆,规律,渐行渐远,最终消失在电梯门闭合的轻微声响后。干脆利落,没有多余的温存,也没有刻意的冷落,就像处理完一件必要但不甚重要的事务。
张建国站在门口,手里攥着那个信封,很久没有动弹。他知道,这就是大女儿的态度。彻底的,不留任何幻想的,理智的切割与安置。她接受了他这个父亲的存在,会履行赡养的义务,但也仅此而已。情感上,那道门,早已对他关闭,并且焊死。她说“让它过去”,不是原谅,而是彻底的封存与放下。她不再怨恨,也不再期待,只是将他,以及与他相连的过去,一同归入了“无需再提”的档案库。
比起艳红在江边那些带着疼痛的理解和清晰的界限,丽梅这种彻底的、冰冷的平静,更让张建国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和绝望。艳红至少还会提起过去,还会流露出情绪,还会尝试着去“说开”。而丽梅,她已经走出来了,走得那么远,远到连回望都不再需要。她的世界,早已自成宇宙,坚固,明亮,也冰冷,没有给来自过去的、带着泥土和泪痕的他,留下任何可供栖息的缝隙。
可是,奇怪的是,在最初的、灭顶般的寒意和绝望之后,当张建国独自坐在南归的火车上,反复咀嚼着两个女儿截然不同却又指向同一个终点的话语时,一种奇异的、带着巨大悲凉的平静,却慢慢从心底深处滋生出来。
他忽然懂了。
他懂了女儿们,尤其是丽梅,那冰冷平静下的潜台词:你的忏悔,我们听到了,也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但我们的伤痕,我们的生活,我们的情感世界,早已与你无关。你的出现,你的眼泪,你的“对不起”,对我们而言,只是一段需要处理的旧事,一个需要安置的过往。处理完了,安置妥当了,生活继续向前,与你无关。
他也懂了艳红那带着一丝悲悯的理解和清晰的界限:我明白你的懦弱和局限,我不再恨你,但我们之间,最好的距离就是保持距离。你过好你的晚年,我过好我的现在。互不打扰,各自安好。
这很残酷。对一个怀揣着最后一丝渺茫希望、渴望用忏悔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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