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夏的洛阳，暑气蒸腾，但比天气更炽热的，是文学馆内关于新律草案基本成型后，一个迫在眉睫、却又近乎无解的难题：如何让这部耗费无数心血、承载着“永昌新政”部分理想的新法典，从庙堂高阁走向市井乡野，从精英的辩议变为百姓的认知？
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，万事之仪表也。” 李瑾放下手中厚重的、墨香犹存的新律草案汇总卷帙，目光扫过在座的狄仁杰、刘晏、徐有功、裴谈等人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坚定，“然程式、仪表，若藏于秘府，束之高阁，不为天下万民所知、所晓、所用，则与废纸何异？与无此程式、仪表，又有何区别？”
馆内一时沉默。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立法跋涉，从“平等”原则的艰难确立，到“商法”的独立成篇，再到“专利版权”的微弱萌芽，“司法相对独立”的谨慎尝试，以及“代书人”的有限规范……每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、艰难的说服和小心翼翼的妥协。如今，法典的骨架已初步搭就，血肉正在填充，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这具精心构建的法律躯壳，若不能获得“民知”与“民信”的魂魄，终将是一具华美的僵尸，甚至可能沦为贪官污吏舞文弄法、欺压百姓的新工具。
“殿下所言，实乃根本。”狄仁杰缓缓开口，眉宇间是深沉的忧虑，“昔日子产铸刑书，叔向讥之，谓‘民知有辟，则不忌于上，并有争心’。其言虽偏，然亦道出一理：法需晓喻，民方知惧知守。 我朝《永徽律》及其疏议，不可谓不完备，然能通读理解者，十中无一。州县官吏，尚且有人不明律意，何况闾阎百姓？新律较旧律，更添‘平等’、‘契约’、‘专利’等诸多新意，若不加宣讲晓喻，百姓茫然无知，则新法之行，必多窒碍，甚或滋生新的不公。”
刘晏年轻气盛，接口道：“狄公所虑极是。譬如商法之中，保护‘市券’、规范‘牙人’，此乃保护商贩之利。然若行商坐贾不知其法，遇事不知凭‘券’理论，或仍循旧例私下解决，或被不法牙人、胥吏蒙骗，则良法美意，尽成空文。又如‘代书人’之设，本为助不通律令者，然若百姓不知有此途径，或不信其能助己，则此制亦同虚设。故，普法宣教，乃行法之先导，甚至重于立法本身！”
道理谁都明白，但具体如何操作，却让在场诸人，包括素以干练著称的狄仁杰，都感到棘手万分。
裴谈苦笑：“普法……谈何容易。我大唐疆域万里，州县千百，百姓亿兆，十之八九目不识丁。律文深奥，即便抄录颁布，贴于州县衙门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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