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国市场打开之后，林晚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。程薇的病情像一个倒计时的钟，每天滴答滴答地响。她不说，林晚不问，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——时间不在她们这边。
印尼是程薇选的第二站。原因很简单——印尼有两千多万人口，地中海贫血患者数量居东南亚之首。但这里的市场也是最难啃的骨头。药品审批流程复杂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，本土药企与政府官员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。程薇在电话里说：“印尼不像泰国，这里没有阿努查那样的内应。我们得从零开始。”
林晚听完，沉默了片刻。“你先去探路。摸清楚谁说了算，谁收钱，谁拦路。”
程薇苦笑。“你当我是特工？”
林晚的声音很平。“你是。命都不要了，还在乎当不当特工？”
程薇没有说话。她挂了电话。
一周后，程薇发来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的报告。报告里详细列出了印尼药品监管局的权力架构、关键决策人物、以及他们与本土药企的关联。最后一页，她用红笔圈了一个名字：赫尔曼。印尼国营医药公司BioFarma的董事长，军人出身，在政商两界都有深厚人脉。他的弟弟是国会议员，他的妻子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侄女。赫尔曼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张网。
林晚看完报告，把手机放在桌上。她盯着天花板那道裂缝看了几秒，拿起电话，拨了程薇的号码。
“赫尔曼想要什么？”
程薇的声音很低。“钱。他要两百万美元，现金。打到他在新加坡的账户上。钱到账，审批一周内下来。钱不到账，我们的药永远进不了印尼。”
林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。“不能给。给了，他就捏住了我们的把柄。以后他会不断地要，像蚂蟥一样吸我们的血。”
“不给怎么办？”
林晚想了想。“饶过他。”
“怎么绕？”
“找他的对手。他在印尼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没有敌人。敌人的敌人，就是朋友。”
程薇沉默了片刻。“我试试。”
林晚挂了电话，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窗外是北京的冬天，灰蒙蒙的天，光秃秃的树枝。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冷风灌进来，带着冬天特有的干燥气息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关上窗户。她想起那些在印尼等待救治的病人，那些在闷热的病房里躺着的人，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。
程薇的动作很快。她通过当地华人商会的渠道，联系上了赫尔曼的政敌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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