殉国明志，保全了君臣母子最后的气节风骨。
北宋平定后蜀、囊括巴蜀全境之后，赵匡胤深知蜀中之地山川险峻、易守难攻，自唐末以来屡屡滋生割据政权，是历代割据自立的渊薮。为彻底根除蜀地尾大不掉、割据自立的隐患，杜绝后世再出现藩镇割据、偏安自立的局面，宋太祖特意针对后蜀推行两项极为严苛的专项管控政策，以此釜底抽薪、稳固西南统治。
第一项政策为征调伪蜀文武百官悉数赴阙。宋廷下诏，将原后蜀朝廷所有文武官员、地方僚属，不分品级高低、官职大小，一律调离蜀地，尽数征召至北宋京师开封，由朝廷重新甄别、另行授职安置。此举彻底抽空了后蜀本土积淀数十年的文官治理体系，断绝蜀中旧官僚结党盘踞、把持地方政务的根基。
第二项政策为征调后蜀全军士卒赴阙。宋廷下令，将后蜀所有降军、地方镇兵悉数调离巴蜀，分批遣往中原内地整编安置。
两项政策双管齐下，用意极为深远。赵匡胤意在彻底铲除蜀地盘踞百年的政治士族根基与本土军事力量，拆解巴蜀固有的军政体系，打破蜀地“本地人治蜀、本地人守蜀”的封闭格局，从根源上杜绝蜀地再度拥兵割据、对抗中央的可能，实现中央对蜀地的绝对掌控。
但此项强硬的削根之策，虽稳固了北宋中央集权，却也直接激化了蜀地矛盾，埋下大规模兵变的祸根。后蜀降兵本是巴蜀本土子弟，骤然背井离乡、远赴中原，人心本就浮动不安。加之宋军入蜀之后，多有骄兵跋扈、歧视降卒之举，降蜀士兵备受欺凌、待遇微薄、饱受折辱，心中积怨日深，不满情绪弥漫全军。
乾德三年二月，奉命分批北上赴阙的后蜀降军行至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。彼时绵州城内防务空虚，守城的北宋正规禁军仅有百余人，城中绝大多数守卒、驻防兵士，皆是刚刚归降的后蜀士卒。
军心积怨已久的蜀军将士，见宋军守备薄弱、有机可乘，压抑已久的愤怒彻底爆发。众人当即聚众哗变，抢夺绵州官仓兵器甲仗，扯旗反叛北宋，一场大规模蜀兵叛乱骤然爆发。
彼时，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正携带家眷、遵从宋廷诏令北上赴京，恰好途经绵州。全师雄久在蜀中为将，征战多年、资历深厚，体恤蜀地军民，在后蜀军队中威望极高、深得军心。哗变的乱兵深知其能服众、可为主帅，遂强行将全师雄掳获，一致推举他为叛军主帅。全师雄被逼无奈，顺势扛起反宋大旗，聚拢溃散蜀军、号召蜀地军民响应，蜀中各地旧部纷纷起兵归附，叛乱声势瞬间席卷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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