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张成贵那通充满悔恨与哀求的电话,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,在张艳红心中激起微澜后迅速平息,并未改变她生活的既定轨道。她冷静地指示助理小程,按照既定原则处理后续:联系县医院,为母亲安排一次相对全面的身体检查,费用由她承担;同时,草拟一份清晰明确的赡养协议,规定每月支付一笔符合本地标准的固定生活费至父亲账户,并注明仅限于此,不承担任何其他债务及非必要开支。协议通过快递寄回县城,附带一张简短、公事公办的便条,列明了联系方式(助理的办公电话)和沟通规则。
她处理此事,如同处理一桩普通的、需要划定清晰边界的商务往来,理智、高效、不留情感纠葛的余地。之后,她便重新投入到“丰隆”北方如火如荼的扩张与整合事务中,将那段插曲抛诸脑后。
然而,在千里之外的那个小县城,在那座日渐破败、如今更因儿子欠债而时常被债主骚扰的老房子里,那通电话以及随之而来的、女儿“冰冷”而“划清界限”的处理方式,却像投入滚油锅里的冷水,激起了更为激烈、也更为复杂的反应。而这反应,主要来自她的母亲,王桂芬。
与张成贵在现实重压和女儿如今悬殊地位对比下,生出的、混合着悔恨、羞愧与无奈妥协的复杂心态不同,王桂芬的反应,几乎是纯粹而顽固的愤怒、不甘,以及更深层次的、拒绝面对现实的偏执。
“她这是什么意思?啊?张成贵,你看看你养的好闺女!” 王桂芬半靠在床上,脸色蜡黄,因高血压和长期的气郁,身体确实大不如前,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,此刻却燃烧着病态的怒火。她挥舞着那张打印着赡养协议和简短附言的A4纸,纸张在她枯瘦的手中哗哗作响,仿佛那不是一份文件,而是女儿的“宣战书”和“不孝状”。
“每个月就这么点钱?打发要饭的呢?还‘仅限于此’?‘不承担其他债务及非必要开支’?她这是跟她亲爹亲妈算账呢?她那么多钱,手指缝里漏点就够我们过活了!还有,安排医院检查?她人呢?她怎么不自己回来?派个什么助理?她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?!” 王桂芬的声音尖利而嘶哑,因为激动,胸口剧烈起伏,引得一阵咳嗽。
张成贵佝偻着背坐在床边的旧凳子上,双手插在稀疏花白的头发里,满脸的疲惫与麻木。那通电话耗尽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力气,女儿清晰、冷静、毫无转圜余地的回应,像一盆冰水,浇熄了他心中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,也让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过往的荒谬与失败。此刻面对老妻的咆哮,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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